公务员为什么要有公心和记娱乐app?

  我们公务员队伍,在素质上总体是良好的。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品德与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适应,有的甚至是完全不够格的。

  社会主义主义国家公务员的产生,根源于市民社会功能的局限性,即不少维持社会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也必需的公共产品,在社会存在本身中,是根本无法产出的。比如社会治安秩序,局限在市民社会只能出现冤冤相报、血亲复仇的永无休止的混乱局面,必将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因此,即便是没有自觉地建立一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队伍,人们也会在社会的经验和习惯中,形成这样的组织。尽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但其实质和社会功能具有一致性。其他任何公务员都是这样产生的,只要社会存在有这个需要,那么,特定的公务员是迟早要出现的。

  可见,公务员的全部职责,就是根据社会存在的要求,来生产特定的公共产品。他们生产的公共产品越多越好,就越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越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否则,他们很少生产公共产品,并且工作质量又很低,那么,人民群众就完全有权利对他们表示强烈的不满意,他们存在的价值就要被质疑。

  战争时期,一个将军不能抵御外来战略者,就是他最大的耻辱。而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是与含辛茹苦的军人艰苦地付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在评选优秀公务员的时候,无不是以他们立足岗位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多寡和好坏为唯一标准的。

  而公务员要最大限度地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就必须竭尽自身最大的努力。任何劳动产品,都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凝结,没有劳动,就没有任何产品。公共产品也不例外,是公务员的劳动的成果。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必须以企业为家,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生产中去,才可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廉物美的商品;那么,在国家机关中,公务员只有以整个社会为家,以人民大众为自己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能出色地完成人民交付给自己的艰巨任务。

  因此,这就要求公务员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具有一心为公的美德。同志讲过,“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讲的都是一样的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就是公务员要心中装着人民的利益,努力为大众的幸福作出自己的更大更好的贡献。一个公务员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美德,他才能运用好人民委托给自己的公共权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学习,去工作,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倘若不是如此,一个公务员私心很重,沾染上金钱崇拜主义和享乐主义,老是想为自己打算,只希望自己能够过上一个更加富裕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公务员是人民所不需要的,也是群众所鄙视的。因为,这些人更多考虑的不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不是社会的发展。所以,他们工作的动力并不在于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是狭隘的私利。

  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抢着拼命去做,甚至贪赃枉法也不当回事;凡是与己关系不大的任务,就应付了事,敷衍塞责;凡是不利于自己的工作,就消极怠工,渎职失职。一切走上职务犯罪道路的人,都无不具有这样的恶劣品质。所以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人做公务员不仅是对人民的祸害,也一定是自己的灾殃,结局是很悲惨的。

  当然,公务员的公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学习培养的成果。没有个人对自身道德的刻苦修养,要具有这样的纯洁的品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并且,由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总是会随着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品质的静止是不存在的,任何人的道德都是在漫长的生活中,发生这样那样改变的。有的变得更好,有的由好变坏,有的则变得更坏。而且,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就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要进步,就要如攀登高山一样艰苦付出;而退步的出现,实在和高楼大厦的轰然倒塌一样简单容易。做好是一生的事,做坏是一时的事。譬如一个领导干部一直以来拒绝腐败,但是只要他一次收受贿赂,廉洁形象也就彻底丧失了。因此,一个公务员优秀品质的培养,乃是终身不可松懈的至关要紧的头等大事!

  自然,公务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需要。因为强调公心的重要性,而否认公务员的私利,也是极端错误的。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人们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商品的交换。公务员也是这个经济体制中的主体之一,他们在社会中生活,也需要货币,也需要社会为他们的体面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的支持。国家税收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要为生产公共产品的人,提供维持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公务员的利益需求必须是合法的,超过这个界限,那么,就很难说他们是有公心的人了。

  总之,每一个公务员都应当经常地自觉地反省自己,在内心世界中,公心有没有?有多少分量?而私心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跑出来作祟?每天都能这样扪心自问,我们才能不断增加公心的品质,做一个自己安心、人民放心的称职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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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初,部落成员以洞为穴,群居而生,一起抵御猛兽袭击、自然灾害,共同围狩捕猎、采食果腹,生产力的低下和群体生活的意识,带来的是“公社”、“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中,尚没有“私”的概念,所有的成员都是原始公社的一部分,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归部落公共所有,个人的存在与原始公社完全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随着剩余生活资料的出现,人们逐渐产生了“私”的意识,希望单独支配、占有剩余生活资料,进而开始追求对各种资源的私人占有。于是,产生了“私”和“公”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奴隶社会是“私人占有”的一种极端状况,极端到原本平等的同类同族的个体,连带个体的私有财产都可以被一个人私自占有。

  但是,社会的发展,随即暴露出来另一个问题,对“私”的无限追求,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进而从根本上阻碍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仅有“私”的一面是完全不够的,不能因为追求“私”而忽视了“公”的存在。诸如共同抵御疾病、天灾,发展生产技术,化解社会矛盾,组织社会成员,保持社会秩序等问题。这就超越了个体的“私”的层面,是一个涉及全体或者众多社会成员的“公共”问题。只有兼顾好“私”和“公”两方面的问题,人类社会才能持久良性的发展。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公共问题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就需要发展出一套社会公共系统来负责这些问题,政府和公务员就是这套社会公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完成,政府设定各种职位,任命公务员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各个公务员,其工作的内容,从性质上来讲,都是社会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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