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的台前幕

  原标题:【往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的台前幕后(资料来源:文汇报)

  45年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献礼之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歌舞作品。《东方红》一经推出,便以恢宏的气势、壮美的场面,以及绚丽的多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之作。

  196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名大学生写的一篇观后感,文中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是党领导下40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它赋予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

  今天,在共和国喜庆60周年华诞之际,重温这部红色经典,追寻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令人思绪万千,倍感新中国诞生来之不易,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964年,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庆祝新中国建国15周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这年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

  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协正筹办一个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很关心,当他详细了解了筹办情况后,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办“音乐节”的条件还不够成熟。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向国庆15周年献礼。

  原文化部部长,曾经担任《东方红》创排组织指挥工作的周巍峙回忆当年,记忆犹新。7月20日,周总理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几位负责人请到西花厅,就创作大歌舞作品征询意见。周巍峙记得,当时参加西花厅座谈会的有四五个人,除了他,还有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等。

  中宣部、文化部对周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可行,因为在此之前,上海方面在“上海之春”音乐节期间就曾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而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也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节目。此外,在党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产生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大量革命歌曲和新民歌,把这些节目和相关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排,完全可以创作一部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大歌舞。

  1964年7月30日,周总理再次召集会议,就国庆大歌舞方案展开讨论。7月3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初步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以及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是周扬,副组长是梁必业和林默涵等,组员有齐燕铭、张致祥、周巍峙等;组织指挥小组后来改称大歌舞指挥部,由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担任指挥部主任。

  此时,距离“十一”只剩下短短两个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排演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程的史诗性作品,难度可想而知。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大歌舞指挥部在全国调兵遣将,各地大力支持,真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

  《东方红》的创作班底,可以说荟萃了当时国内编导、作曲、歌唱、舞蹈、美术设计等各个艺术门类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检阅。

  1964年8月12日,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全体演员,到北京西苑宾馆报到,动员大会结束后便全面铺开分场次、分段落,随即大家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之中。由于时间紧迫,这台大歌舞没法预先把剧本创作规划好,只能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大家发挥积极性,奋发创作,常常工作到半夜也不睡。

  整台大歌舞动用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包括乐队、合唱队和舞蹈队等等,共计3700多人,他们来自五大军区的文工团、北京的所有文艺团体,还有数百名工人和学生业余合唱团的成员,参演的有几十个文艺团体。而整场演出当中,用到的大大小小、中外样式的服装,共有4000多套,有的演员在一场演出中,就需要换装五六次。要管理好这么庞大的演出阵容,管理好数以千计的服装、道具,确保演出秩序不容有失,为此剧组采取完全军事化管理。

  在剧组进入人民大会堂合练之前,3700多人的排练分散在20多个场馆进行,北京地区所有文体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来做训练场地,供演员们分场次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全体演员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大家都保持安静,在后台听不到一点多余的声音。

  作为《东方红》总策划、总导演,周总理为《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每天在忙完一整天的国务活动之后,他总要在深夜一两点钟来到《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都亲自参与。

  《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的作品,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以及它们在戏中所占的分量,都不是单纯用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如何在大型歌舞中表现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等大的历史事件,周总理指示,不但要突出地表现,还要求在艺术上尽可能完美。

  “东方曙光”是一场反映中国诞生的大歌舞,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描写和歌颂诞生的歌曲,周总理对此很是着急。周巍峙专门到音乐研究所找来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这首歌,周总理看了歌词很是高兴,认为它很好地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而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词谱写的曲子也很受周总理赞赏。周总理还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布景——天幕左侧是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国革命队伍。

  看过《东方红》的人,对戏中没有表现“八·一”南昌起义的场面感到不解。其实,剧本中最初有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但周恩来却将它拿了下来,创编人员曾据理力争,但他坚持己见。这是因为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等人指挥的,写南昌起义,就必然要出现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周恩来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宣传自己。这件事充分表现出周恩来的谦虚谨慎,但也因此给《东方红》这部史诗带来了些许遗憾。

  《东方红》不但生动演绎了许多经典歌舞作品,同时推出了一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新歌新曲。《赞歌》、《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情深谊长》、《游击队歌》、《二月里来》、《南泥湾》等一批革命歌曲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东方红》中的歌曲大多高亢嘹亮,充满激情,相比之下,《游击队歌》就显得轻快多了。开始时,有人不同意把这首歌放进去,说它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周总理却不以为然。他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周总理的话虽是针对这首歌而讲,但它涉及到了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怎样理解革命文艺特点的问题,主创人员从中受到很大启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剧组大胆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西洋独唱、民歌独唱,荟萃一堂,西洋乐队和民族乐队同奏一个调,舞蹈不仅表现了多民族特点,而且也表现人民生活、战斗场面等,从而使这部史诗式的大歌舞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反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万水千山》这场歌舞,是《东方红》中的一出重头戏。为了用歌舞形式生动地再现这段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大歌舞领导小组决定用毛主席那首《七律·长征》作为主题合唱曲。

  为在极短的时间里拿出最好的曲子,大歌舞领导小组号召在京的作曲家为这首“七律”谱曲,得到了作曲家们的热烈响应。不久,大歌舞音乐组便收到30多份作品,他们将这些作品不署名地编号印发,由合唱队试唱、录音,然后讨论。经过反复试听,音乐组最后选定由作曲家彦克为毛主席这首诗谱的曲子,并组织人员修改。彦克随后又为这首主题曲突击创作了管弦乐伴奏总谱,使之与主题合唱曲相得益彰。

  这首雄壮激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歌曲在《东方红》中一经唱响,立即成为全国各地文艺舞台争相上演的节目,不少演出团体还依据合唱编排了舞蹈,载歌载舞,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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